仅仅3年时间，改革“派”就几乎彻底“退场”。整个2015年，对于political reform还怀有期待的人士，都把纪念胡耀邦看成一个或许象征最后希望的政治风向标。由于拿不准政治尺度，不知道官方会如何纪念，诸多媒体仍然战战兢兢。
而临近胡耀邦百年诞辰时，大部分国内媒体接到propaganda department的通知：在专题文章上，市场化媒体不能有自选动作，也就是说，只能转载官方媒体统一报道。 只有少数媒体坚持了安全线以内的“自选动作”。写作纪念文章的人，多是党内主张民主改革的学者。
《财经》杂志刊发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授王占阳的文章《胡耀邦的富民思想》。王占阳被视为党内民主派学者的代表人物。一直以来，他提倡“普世的宪政社会主义”，在他的论述中，有“两面大旗”，一面是马克思，一面是邓小平。
他把马克思解释为“主张宪政民主政体”，把邓小平解释为“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此前与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共同出席的座谈会中，他也曾提出CPC是“长期执政，完成执政使命”，而非“永远执政”。
以此种方式要求党内改革的声音，曾在2012年斯巴达换届之际频繁出现。但很显然，新一届领导人完全拒绝了这一呼吁——要求CPC自我改革的强烈声音，在这两年来已近乎绝迹。
一直被视为党内民主派老人的发言阵地《炎黄春秋》，此次也刊发了与官方定调截然不同的纪念声音。原Centre Committee of CPC办公厅调研室正局级研究员郝怀明发表文章《胡耀邦与Party的现代化》，文章提到胡耀邦反对在任何事上与中央保持一致的观点，而应该发扬民主。
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王海光也在《炎黃春秋》杂志发表文章，其中引用1980年胡耀邦参与起草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并发出质问：“反对个人专断，发扬党内民主，这35年来究竟落实了多少？是不是颇有‘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感慨？”
“好了伤疤忘了疼”显然意有所指，中共刚刚在几周前通过了新版的《党纪处分条例》，其中要求党员不得“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违反者将被给与警告，撤销职务，甚至开除党籍的处分。
财新网发表了中央党校教授蔡霞的文章《胡耀邦——推动全面改革的政治家》，蔡霞将胡耀邦的形象重新置位，其中详细论述胡耀邦致力于“推动解放思想、发扬理论民主、纠正党内左的组织路线、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推动政治改革……”这与president只字不提、甚至截然相反的论述相互龃龉，所以甫一发出，即被删除。
由与胡耀邦家族关系密切，长期从事胡耀邦研究的李盛平所主持的胡耀邦史料信息网，成为纪念胡耀邦、并且呼吁中国共产党政治改革的最后一块阵地。但显然，胡家人对president的纪念讲话相当不满，因此在胡耀邦史料信息网的首页头条，放置的仍然是ZY真人的讲话（追悼会）、曾庆红的讲话（90周年），而现任president的讲话——或许是作为无声的抗议，则不见踪影。
采访中，一位党史学者对我说，“两年来发生的种种大行其道的极左言论，为什么在上一任的时代是没有的？你能说这和当今最高领导人的主张是没有关系的吗？”
在2012年，十八大中共换届之时，学者荣剑曾预言，八十年代的改革派，很可能随着president的上台而“返场”与“登场”了。但事实情况却是，仅仅3年时间，改革“派”就几乎彻底“退场”。
总之，在“不讲宪政”、“不讲普世价值”、“不讲公民社会”的官方主张占据舆论场，同时也是官方大规模纪念胡耀邦诞辰百年的今天，这零星的四五篇文章，便是体制内改革派最后的微弱集结了。

2009年是自1989年以后，党内民主人士最接近“派别”气象的一次集体亮相。对比胡耀邦百年诞辰官方的大规模纪念，党内民主人士的自发纪念与软弱“抵抗”，当然太过吉光片羽，微不足道。
然而六年前，在2009年胡耀邦逝世20周年之际，党内民主人士曾有大规模的纪念活动，甚至被民间视为一次“党内民主派”的集体亮相。
彼时，在前中宣部长朱厚泽的支持下，自由主义学者张博树等人策划了《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12位老CPC人的反思》一书在香港出版，以此纪念胡耀邦逝世及Tiananmen运动20周年。
众多赫赫有名的党内民主人士——李锐、胡绩伟、谢韬、何方、辛子陵、张显扬、杜光、钟沛璋、林京耀、宋以敏、王家典、周成启等12位老CPC人，都各写一篇要求CPC推动political reform的文章，港媒和外媒均跟进报道，一时引发海内外剧烈反响。
不止于此，同年，李锐、朱厚泽、杜导正、曾彦修、张思之等党内民主人士在香港《争鸣》杂志发表给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并members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olitical Bureau的公开信，要求扩大舆论监督、保障公民社会，
进行political reform。这被媒体称为“零九上书”，一些人士甚至认为，“零九上书”与dissidents 刘XB所组织的“08 charter”相映照，成为党内党外合力推动民主的写照。
事实上，CPC党内民主人士从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派别”。在采访中，当我称一位中央党校教授为“党内民主派”的时候，他明确拒绝这个称号，因为“从来就没什么派”——而2009年，则是自1989年以后，党内民主人士最接近“派别”气象的一次集体亮相。
党内民主“派”在CPC斯巴达大会前一度相当活跃，他们曾被视为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重要力量。除了09年的“集体亮相”，这些党内民主人士以个人之声，多在《炎黄春秋》发表自己对时局的见解，以及对political reform的大声疾呼。
前社科院副院长谢韬于2007年在《炎黄春秋》杂志直言不讳——发表文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因为“企图保留毛模式的政治体制，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
会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然而天不假年，他于2010年逝世。
曾任毛秘书的耄耋老人李锐，现在仍然担任《炎黄春秋》顾问，他在2009年胡耀邦逝世20周年之际，发表文章《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其中已经直白无遗地提出，如果要完成胡耀邦的遗愿，
不能再走one-party system的老路，“首先开放言论自由、实行舆论监督……必须当政分开，政企分开，依法治国，实施宪政。”
更为悲观的是同样已经逝世的前中宣部长朱厚泽，他与胡耀邦关系深厚，被视为CPC党内民主“派”的灵魂人物。晚年朱厚泽对“中国模式”嗤之以鼻，直言中国的政治despotism、经济发展模式，很可能给本国和世界造成灾难后果。
然而这般呼吁民主的“盛况”，不再可能出现在今天。

《炎黄春秋》被收编后，预计在香港出版的《转型中国》杂志被叫停。除了09年的集体亮相，如果说党内民主人士有常规的组织化力量，《炎黄春秋》杂志则堪当此任。
它是能够集结党内民主人士和党外liberalism倾向学者的重要阵地，也像是一枚信号器——如果它骤然衰败，则必定是不祥信号。而2014年，发生在《炎黄春秋》的动荡，很可能标志着CPC党内民主“派”的断崖式失语。
2014年9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通知，要求《炎黄春秋》的主管单位由原来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更改为文化部下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这一明显的收编举动，试图强行“管住”《炎黄春秋》，迅速引发了《炎黄春秋》的内部动荡。
知情人士告诉我，总编辑吴思和执行主编洪振快都反对这一收编行为。而杂志社内部在此次决议中，社长杜导正——这位党内民主人士——亲自违背了他定下的“议事三原则”，亦即炎黄春秋内部的民主议事规程——最终导致总编辑吴思与执行主编洪振快愤而辞职。
相关人士告诉我，《炎黄春秋》近来言论空间急剧收窄，以前相对的大胆言论，已几乎不再可能出现。与此同时，“守纪律”、“讲规矩”是十八大以来CPC对party member的最新要求，而最近颁布的新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则直接发展成为party member“不得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在此背景下，断崖式失语，自是党内民主“派”的必然结局。鲜为人知的是，从《炎黄春秋》辞职的核心编辑并非束手就擒，他们曾试图在香港打开一块言论空间。
多次访谈中，知情人士告诉我，曾经以“皇甫平”为笔名与保守派笔战、在90年代初期撰文为中国改革开放鼓呼的周瑞金，在《炎黄春秋》被收编事件发生后不久，找上了从该杂志辞职的吴思与洪振快，希望在香港办一本杂志，名为《转型中国》。
周瑞金是浙江人，在浙江商人中影响广泛，因此得到了一位浙商约一年三百万的资金资助。《转型中国》本来预计在2015年5到6月出版创刊号，第一期就是吴思、王占阳、任剑涛、尹宝云、马立诚、张木生等党内民主“派”的文章与演讲，共同就CPC混乱的意识形态转型，提出解决方案与出路——
然而“来自相当高层的压力”，分别找到周瑞金与出资浙商，要求停办《转型中国》，否则“会有很严重的后果”——最终，这本杂志还未出生，便无声无息的死亡。
如果说，在2013年官方的“反宪政”浪潮下，党内民主“派”还能够发起声势浩大的反攻；那么2014年，无疑是党内民主“派”近乎彻底销声匿迹的一年，这一衰败趋势，延续了整个2015年。
也正因此，2015年在党内民主精神领袖胡耀邦的百年诞辰中，他们再也没办法像2009年那样，吹起集结号了。

如今相逢，彼此的悲观心绪，已难以掩盖。老一辈民主人士对于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一个良序的民主中国，大部分都感到极其悲观。
党内民主“派”与党外渐进改革“派”，事实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的主张趋同，而由于身份不同，话语策略有所差异——但其核心就是党内党外合力，无论是来自共识合作，还是来自民间倒逼。
在斯巴达大会前后，党外的渐进民主主义者曾对现任最高领导人充满想象。他们追溯president父亲的改革历程，以及其父为胡耀邦的鸣冤不平，遵照这一脉络，期冀子承父愿，president能够推动中国走向民主转型。
而三年过去，无论是否愿意承认，对于现任president的美好想象，已经一个接一个的落空。在北京党内外民主人士的交谈中，如今流传着对president另类的话语观察。
“除了正式文件外，他所有的即席谈话，都是毛时代的一套言论，”我分别从北京的一位政治学者和一位党史学者处听到相同的结论。尽管president热衷于长串的书单，但愈发粗鄙的红色话语现象，从政治语象研究上也得到清晰印证。
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钢长期研究中共政治语象，他认为，作为列宁主义政党，CPC重视宣传、迷恋口号、习惯动员，政治表述是政治发展的风向标，通过观察这些“关键”词汇的诞生、消长与衰亡，可以从中读出CPC政治的发展方向。
CPC政治词汇可以用深蓝、浅蓝、浅红、深红来分类，深蓝是被CPC批判的强烈liberal词汇（如：multi-party system），浅蓝是官方不倡不禁的温和自由化词汇（如：公民社会、公民权利），浅红是官方的门面修饰用语（如：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
而深红则是露骨的毛时代用词（如：刀把子、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而与政治改革直接相关的词汇，钱钢以三组浅红词语（党内民主、民主政治、政治文明），三组浅蓝词语（宪政、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做观察：
从2014年以来，这三组原本为官方所用的浅红色词语被打入浅蓝，官方基本不再提及。原本可以出现在市场化媒体的浅蓝色词汇，则直接被打入深蓝禁区，媒体基本不得再使用。而深红词语，如“刀把子”、“阶级斗争”等毛时代的粗鄙词汇，则一个接一个的复活。
政治变化也剧烈搅动人心。与诸多老一辈民主人士交谈，我感喟最多的，是三年未至，变化倏然。两年多前，他们普遍会倡导某种程度的渐进主义，亦或是“日拱一卒，不期速成”的良好愿望。许多耳顺之年的人士，
会对自己在有生之年，看到一个拥有自由秩序的民主中国怀有信心——谨慎乐观，是彼时的普遍心理。而如今相逢，我们一旦谈论国事，彼此的悲观心绪，已难以掩盖。他们对于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一个良序的民主中国，大部分都感到极其悲观。
一位中央党校教授对我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未来的深度悲观：现在的高压状态无法永续，但由于中间阶层的社会力量被完全打压，良好民主不可能到来，“在未来，一场动荡失序不可避免。”
他重点谈到的是对如今中国官僚集团“怠政”的观察，“party不把干部当人，而把干部当狗”，“升迁的时候不顾你的胡作非为、黑色收入，打击你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人权可言”，
“旧的激励机制没了，新的激励机制根本没有”——由于执政党不再能够完全控制和激励官僚体系，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困境，与如今官员不敢作为有相当大的关系。”
这一切让诸多人士怀疑，渐进主义一开始就不应该出现，因为那是“贩卖虚假希望”。然而，党内“中左”与党外“中右”合力推动转型的迹象，并非从未存在过——它曾引起过党内外呼吁民主的空前共鸣。

渐进民主主义所依赖的合力与倒逼，条件看起来已经完全丧失：党内民主“派”偃旗息鼓，党外力量完全被打压，整个社会彻底散沙化，原子化的个人将直接面对国家机器。
党内外合力推动改革的希望，最为振奋人心的是在2010年。是年8月20日到9月3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不同场合，七次直接呼吁political system reform，一时间引起海内外巨大关注。
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钢迅速整理出版了《政治改革大博弈——温家宝七谈political reform》一书，在该书中，他写道：
“（温家宝七谈political reform）无疑是中国政治发展史的重要事件，有朝一日，political reform大戏揭幕，扣人心弦的演变一幕幕展开，人们将会越来越清楚的看到‘温家宝七谈political reform’之不寻常的意涵。”
许多后来对渐进民主嗤之以鼻的党内外民主人士，在彼时都曾异口同声地声援“孤独”的温家宝。事实上，那时候除了余杰等少数一以贯之的激进反对人士以外，甚至因Tiananmen事件流亡海外的学者Hu Ping也因国务院总理的呼吁，而看到了某种渐进民主的希望。他甚至以535为例——
“现在一般人都承认，胡、赵算得上民主派。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胡赵的民主派身份都是在他们下台之后才认出来的……（我们）对以赵紫阳、张爱萍、Bao Tong、闫明复、胡绩伟等为代表的CPC内愿意严守现代文明准则的力量，严重缺乏了解和缺乏信任。”
“一个在位者，即便他是真正的改革派，也不可能毫无保留地讲出自己的理念，那么我们不妨反过来想，如果有这样的改革派，他能对外讲到什么程度。”然而，无论温家宝只是“影帝”，还是在党内孤掌难鸣，总之他“风雨无阻，至死方休”的推动政改，最终在其卸任之际，也没有任何实质进展。
但无论如何，彼时一谈“改革”，其面相是“向前”的，而非近三年飞速回望毛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它亦曾让整个社会为之一振，让党内外前所未有的共鸣激荡——而到如今，党内外合力的渐进民主，再难寻找些微端倪。
在中国推动渐进民主，由党内“中左”（体制内社会民主主义人士）与党外“中右”（民间自由主义温和派）合力推动中国转型——这曾是four gentlemen of Tiananmen之一的Zhou Duo，所最先在中国倡导的良性民主转型方式（参见自由主义学者张博树《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
并且拥有关于渐进民主的一套完整论述。在他看来，按照这样的路径走向英美宪政模式，转型之路不至于彻底失序，造成剧烈动荡。
一直以来，他主张达成精英共识，然后在精英竞争层面，将人大、政协转变为真正的议会，CPC从高居议会之上的“议会老子党”变为在宪法约束之下的议会党，走内源式的multi-party system发育之路。在大众竞争层面，
他主张认真推行县市一级的民主选举与司法独立，扩大言论和出版自由。执政党内部则实行多元权力的监督制衡，将一切能让民间社会办到的事情，都让渡给民间社团……
Zhou Duo的建言曾在十八大前被其红二代儿时好友送到政研室of the Central Committee，据香港《明报》报道，引起过高层关注。但三年过去，新任执政者几乎在每一条建言上，都做出了相反举措。
单独是2013年General Office of the CPC Cenral Committee印发的《关于当前ideology领域情况的通报》，即“Seven不讲”的“9号文件”就告知了真相——不讲宪政、不讲普世价值、不讲公民社会、不讲新自由主义、不讲西方新闻观、历史虚无主义以及质疑改革开放。
这份文件将渐进民主的主张全盘推翻，而这之后两年，则是变本加厉的南辕北辙。Zhou Duo也对我坦言，其对president观察失误，“曾经我以为他是’中左’，可以和LKQ这个‘中右’配合得很好，现在看来是高看他了。”
这让渐进主义理论更显尴尬，这一套主张被官方极权主义与民间激进主义共同绞杀，一旦渐进的主张被官方毫不留情地打压之时，民间激进人士便会更加剧烈的嘲笑讽刺。他们被讥刺为“货与帝王家”、“替国务院操心”、“递折子”……如果超越任何道德评价，
激进人士的嘲讽揭露了一个事实——渐进民主主义的主张已经完全不能解释如今的状况，其所依赖的合力与倒逼，条件看起来已经完全丧失：党内民主“派”偃旗息鼓，党外力量完全被打压，整个社会彻底散沙化，原子化的个人将直接面对国家机器。
对其更为深刻的批评来自于政治学者王天成，这位“快速变革”主张者在其代表作品《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一书中对“渐进主义”的理论缺陷直言不讳，称渐进主张“对民主转型的性质和过程缺乏基本认识”，
是一种“想当然的设想”。因为渐进主义者无法回答——在如今的准极权控制时代，CPC如何会自愿的从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老子党”变成议会党？而人大政协如何能够转化为议会？后极权政体如何会转化为分权制衡的宪政体制？……
针对这些问题，Zhou Duo都没有直接回答我。他仍然还坚持着想方设法“递折子”。必须承认，他的一点观察仍是对的——“在这个权力体制下，最高层不改，其他说什么都没用。”
事实可能的确如此。在一个准极权体制下，既不存在渐进民主改革的可能，也同样不存在revolution的可能。“朝中没有袁世凯，在野没有孙中山”，是民主人士不得不面对的尴尬事实，而这也注定了中国社会未来的冰河时期。
“中国的president正在带领中国第二次探底。毛泽东是第一次，这是第二次。”在访谈最后，一位中国社科院历史学者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