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亚人接受并自觉认同“东亚”标签，也就是从《脱亚论》发表的那个时代才开始的。而这种身份的逐渐清晰，正是形成于和“欧洲”的互动。 |
| 虽然韦伯没有把亚洲作为时间概念处理，但和黑格尔和马克思一样，亚洲实际上是作为欧洲的反题(antithesis)来提出的。也就是说，亚洲存在的意义 ，在于证明欧洲何以是欧洲。1885年《脱亚论》，某种程度上体现着黑格尔以降欧洲思想中的这一“亚洲反题”。 |
| “亚洲”本来是别人眼中的他者。但东亚人拿来这个概念，反客为主，把他者变成主体认同了。日本近代的“亚细亚主义”和中国的“亚非拉”革命观，标志着东亚人对“亚洲”概念的转化和创造。在很大程度上，自我认定的“亚洲”也是以欧洲(或者“西方”)为反题的。当然这里的欧洲/西方同样不是地理概念:“亚细亚主义”中的西方是种族与文明，第三世界理论中的西方代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
| 不过，在欧洲中心视角的长期影响之下，《脱亚论》中“亚洲反题”式的自我认知，在所有东亚国家都曾经很流行。有一种对《脱亚论》的简化解读，就是把“现代化”和脱亚等同起来。直到今天，很多人还习惯以“愚昧、封闭、野蛮、专制”这样大而无当的帽子来否定东亚的历史经验，其内在逻辑和“脱亚”一脉相承，甚至在智识上更为懒惰粗暴。 |
| 我们只需要记得一点，那就是“中国”是个不断发展演化的概念，就像它的幅员、人口和族群一样，也是不断在变化的。现在的人们已经习惯于用近代主权国家体系中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观念，来理解中国，可中国以民族国家面貌出现，也不过就是一百来年的事情。说“中国历史悠久”，当然没问题；但要注意，悠久的这个主体，其实在每个时期都有差异，不能拿现在我们有的（或没有的），去套用这个不断演化中的主体，否则会时空错乱。同样的道理，对别的国家也是一样。 |
| 大约7世纪前后，大和势力北扩至本州北部，改国名为”日本(Nihon)“，即太阳升起之地。很明显，这样起名字，和“朝日鲜明”一样，是说给西边的人（也就是大陆上的人）听的。 |
| “China”一词，目前较通行的说法是来自梵语中“Cina”一词，可能是“秦”的音译。日本人有段时间称中国为“支那”，亦源于此，起初倒无贬义。 |
| Korea和Japan，传说都由马可·波罗(Marco Polo)最早记录。他到中国那会儿，半岛正是高丽(Koryo)王朝。Korea一词在演化过程中虽有不同拼写方式，发音倒近似。风云变幻，如今生活在朝、韩的人都不自称高丽。而韩国语中的“高丽人(고려사람)”则成了一个特定名词，指的苏联中亚地区的朝鲜移民后裔。 |
| 日本在马可·波罗那里记为Cipangu。为啥这样拼?用上海话读“日本国”三个字就明白了。估计他是听当时和日本往来颇多的江浙人聊起的。Cipangu转到葡萄牙语，就成了Jepang，再到英语，慢慢就成了现在的样子。所以这个Japan，是欧洲语言多次转译的中国南方方言中汉字“日本”的读音，跟“霓虹”当然差得远。 字音、字义的转化从来不只是语言变化，背后必然带入新的认知框架和意识形态。 |
| 正相反，变化、多元和交融杂糅，是所有国家、族群的共性。汉人、日本人也好，朝鲜/韩国人也罢，从来都不是同质的群体。明确的国族界限是近代西欧产物，但它实际也掩盖了欧洲自身的杂糅性。西欧逻辑是在殖民扩张过程中，和殖民地社会相互碰撞冲击后逐渐塑造的，它当然吸纳了其他地区的经验，只不过最终还是要为霸权服务。同理，中国也吸纳、转化了许多西欧逻辑(比如民族主义)，才成为现在的“中国”，只不过这套逻辑的局限性在21世纪日益凸显。 |
| 没有法国史，只有欧洲史;没有欧洲史，只有世界史” |
| 从18、19世纪开始，亚洲被当作欧洲的反题，成为“文明”的反面。那么顺理成章地，当所谓文明的诸种病征显现，这个亚洲又莫名其妙地被赋予一种拯救性。物质过剩了，就到印度宗教里寻找“灵性”；城市生活空虚了，到西藏雪原皈依“智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亚洲反题”不光是愚昧、落后、封闭、保守，它也可以是落后得很浪漫的，保守得很坚忍的。 |
| 朝鲜陆军虽弱，海军的火器配备则优于日本。三国在早期热兵器使用上，完全站在世界前列。很难想象，在你死我活的战场，有谁会放着更有杀伤力的武器不用。一个基本常识是，军事需要总是人类技术革新的最主要动力之一。 |
| 说火器有违传统精神，为日本武士所不齿，满足的不过是好莱坞对东方的香格里拉式幻想。这里的亚洲“传统”貌似正面，但仍是把西方和东方按照时间序列对立起来，把传统和现代作一个非此即彼的价值区分。在资本席卷全球的今天，这种东方主义浪漫也同样被一些东亚人内化，他们以自我香格里拉化的方式，参与着把自身打扮成异域的努力。 |
| 在16、17世纪，火器的掌握足以改变战争进程，因此任何政权都需要保证对这种高效武器的绝对控制—这和今天的国家严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是一个道理。统一日本后的德川幕府，最担忧的事情，莫过于各大名割据一方、拥兵自重，重蹈战国覆辙。因此幕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地方大名的财力、军力。在武器制造方面，严格限定枪械作坊的数量、所制造枪械的数量，以及可以配备的军队数量。日本在江户时代承平两百多年，不但大规模内战没有再发生，而且在驱逐了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后，外部威胁也大大降低。大规模枪械生产的经济环境和安全需求都不复存在。结果，不但制枪匠人日益稀少，生产的少量枪械也朝着精美而非实用的方向发展。 |
| 我们长期以来总认为历史是有个特定方向的，即由后进到先进、蒙昧到科学、低级到高级，可历史并不按照这个有特定目的的线索展开。根据时代环境的变化，人们在发展了许多技艺的同时，也抛弃了更多技艺。历史的演化形态不由我们规定，任何一种现象都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要解释现象，必先解释产生它的环境。就火器而言，它是“东亚现代”开端在技术方面的一个指标。枪炮在本地区的应用，推动了东亚权力格局一系列大震荡，一个新的时代由它间接引入。 |
| 织田信长在夺得本州中部重镇美浓国后，以周王出岐山而推翻殷商的典故，将稻叶山城改名“岐阜”，并以“天下步武”的口号宣扬以武家执掌政权。当然，这是以儒家理论的天下，来类比天皇体系的天下。 |
| 我们学习历史，与其说是弄清过去“客观”发生了什么，不如说是探讨对过去应有什么样的“主观”认识。因为历史叙述永远是书写者的作品，从落笔的第一个字起，就带有判断和评价，从来没有绝对的客观性可言。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个人在人生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哈姆雷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当然不是说历史上发生了（或者没发生）什么不重要，而是说我们对过去的认知总是和自己的现实经验、价值、情感联系在一起。对过去的解释—发生了什么，如何发生，为何发生，有何意义—往往因人因时因势而异。至于哪个解释更有道理、更能站住脚，那就要靠对史料的辨析、对历史语境的理解，以及眼界胸怀。历史叙述不可能摆脱现实政治的影响；或者干脆说，再貌似客观的历史叙述，本身也是有政治性的。 |
| 这样一个被后人称为“无赖”的小人物，跟中日韩各方的宏大叙事都很不和谐。但恰恰是这个无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先在明军平壤首败后，只身赴日营谈判，拖住日军数月，为援军赢得时间；后竟不费一兵一卒，说服小西行长退出汉城，归还汉江以南诸道以及朝鲜人质，让朝鲜君臣(乃至北京兵部)都视他为高人能人。他忽悠得太成功了，后来终于玩过火，把丰臣秀吉提出的苛刻的和谈条件说成是请降求封，而且还真带着明朝的册封诏书，去日本参见一心以为明朝前来乞和的丰臣；被后者驱逐回朝鲜后，竟还敢伪造丰臣的谢恩状给北京......活活将东亚三国戏弄于股掌。 |
| 我们现在习惯认为东北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在多数时间里，中原王朝并不直接统治这一地区，汉时建立的四郡和唐时建立的安东都护府，仅及辽东到朝鲜半岛北部。多数情况下，中原与东北或建立宗藩关系，或实施羁縻管理。反过来，历史上这个地区兴起过许多强国，往往对中原王朝构成极大威胁。扶余后裔建立的高句丽(前37—668)，极盛时势力横跨辽东半岛、朝鲜北部，直至日本海，先后击败过倭、百济、新罗、隋唐等劲敌。其后靺鞨人的渤海国(698—926)被称为“海东盛国”，对唐王朝称藩属，同时和日本有频密的使节往来，与朝鲜半岛上的统一新罗也强化了贸易关系，可以说是东北亚的枢纽之国。再后来，契丹建立的辽(916—1125)和女真建立的金(1115—1234)都曾进取中原，迫使宋王朝或纳贡，或南迁、称臣。 |
| 今天无论是在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还是俄罗斯，东北欧亚/大黑龙江区域的历史都是作为“边疆”来叙述的。而恰恰因为它是“多边的边疆”，其历史很难被任何一个当代主权国家的国内史所垄断。如果我们把这个多边边疆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单位，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和脉络，反而更清楚一些。 |
| 今天看来，把清朝在东亚大陆的崛起仅视为“明清鼎革”，视为(落后的)满族文明破坏了(先进的)汉族文明，不但根本无视清朝在政治、社会、文化诸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且把近代才发明的“民族”和“进化”概念硬套到历史身上。 |
| 前面提出过，大清从建立之初，就已经是一个多元政权，融合了满洲、蒙古、汉等各族群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国家想象。 |
| 旗籍”与“民籍”的分立，在实践中有时和“满洲”“汉人”的身份相互交叠，给人一种种族对立的印象。其实到了清代中后期，以语言、生活方式等标志的族裔界限日渐模糊，“不问满汉，但问旗民”的社会阶层界限，才是关键差异。但在清末，早期革命者把欧洲种族差异话语嫁接到本地的社会政治差异话语上，塑造了一个与“汉族”相区隔的“异种”。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旗人”才一变而成族裔身份。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好像我们今天户籍上分立的“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变成了两个“民族”一样。 |
| 其实无论满汉，都是在动态交往过程中产生的相对概念。和“满族”一样，“汉”作为“民族”也是从19世纪末才逐步固化的概念。满洲多元政权的入侵，对中原地区的文人精英来讲，的确有极大的心理冲击，但这冲击的根本，与其说是种族竞争，不如说是深刻动摇了中原原有的华夷观念。“夷”要成为“华”了，天下还是天下吗? |
| 近几十年来欧美政治学中，对“民族主义”(nationalism)有深入的辩论。早期辩论的一个核心，简单说来就是:“民族”(nation)究竟是自古即有，还是一个现代产物。原初派(primordialist)学者强调民族形成的自然基础，比如共同的血缘、地域、语言、宗教认同等。 |
| 明清与朝鲜都以宋明理学为官方意识形态，在理学包裹下，双方的权力关系也用宗藩礼制话语来描述。强调自身在这套意识形态中占据正统，是朝鲜政权立身之本。所以，所谓“小中华”意识，与其说是朝鲜甘于做“中华”支脉，不如说是朝鲜自认为“中华”，不过体量稍“小”而已。有种倾向认为，朝鲜的“小中华”意识是清朝之后才有的。但其实早在明后期，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臣已经屡次表达对明朝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的鄙夷。他们尤其看不惯当时明儒推崇的王阳明心学，斥之为伪学邪说，认为程朱理学正统只有在朝鲜才得到悉心维护。这个时候，“小中华”意识已经存在了。 |
| 由于这套礼仪制度和官方贸易权利直接挂钩，所以早期欧洲国家和公司为了进入东亚市场，也必须加入这套制度。这有点像今天一个国家要加入一个已经成熟的全球贸易机制(比如WTO)，就得遵守此机制中所有国家一起奉行的各种制度规范一样。 |
| 这里的外交打上引号，因为它并不是现代主权国家意义上的外交。它是宗法制度的延伸，宗国与藩国虽各自为政，但毕竟多了层君臣等级。因此，19世纪朝鲜多次以“人臣无外交”为由，拒绝欧美国家的通商要求。这让欧美国家很困惑，不知如何定义朝鲜对清朝的这种又自主又臣属、虽不平等但亦非附庸的关系。 |
| 两种机制的背后，是对世界格局的不同假想:礼部“外交”认定，“天下”是一个围绕礼制建立的等级次序;现代外交认为，“国际”是由主权国家按公法原则组 成的平等体系。两种构想都只描述理想状态，与现实中的权力关系都不完全相符。从这点看，两者有很大的相似性;恐怕也并不能。 |
| 由于现代中国直接继承清代国家，所以认识“蒙古之道”，对于我们理解清如何奠定现代中国的版图和一统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现代中国国族建构及其问题，至关重要。 |
| 总之，17世纪的东亚，“中华”参照系模糊了，但“天下”秩序还在，并不断纳入新内容。“天道”“天命”这些不但受儒学世界崇奉，也受内陆草原世界信仰的观念，统合了东亚区域。在和域外交往中，“中国”作为多族群单一国家的身份逐渐清晰，不但首先以平等条约方式划清了与俄罗斯的边界，而且以宗藩原则和朝鲜、越南等定界。区域内国家的主体意识也都相应强化。 |
| 费正清等学者把东亚秩序的“现代化”，看作是(本土的、等级制的)朝贡体系在19世纪被(外来的、平等的)条约体系取代。但不要忘记，实现这种“取代 ”，靠的并不是主权平等原则，而是由无数不平等条约所体现的殖民主义原则。其最终目的，也不是要让中国变成“平等”的“正常国家”。 |
| 这话说得很漂亮也很有误导性，好像“国家”就只有主权/民族国家这一种形态。即使从1648年算起，主权/民族国家存在也不过三百多年时间。真正成为一种全球性体系，则更晚至二战结束后。以1955年万隆会议为标志，摆脱殖民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才有机会践行主权平等的原则，而中国正是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但此时冷战早已开启，两极霸权竞争，令名义上的主权平等，实质上如同虚设。冷战甫一结束，诞生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欧洲，却加快了超主权/民族国家政治体(欧盟)的建设。所以主权/民族国家作为“普世”制度，其存在的时间，实在太短暂。中国有什么必要去“佯装”呢?指出“佯装”，也许可以理解为，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历史的延续性终究大于其断裂性。 |
| 也就是说，《经济学人》所戏拟的乾隆画像背后，折射的恰恰不是当时清朝政权的“封闭”和“保守”，而毋宁是它对外来文化的“开放”和“包容”。当然，这个说法其实并不严谨:无论“封闭”还是“开放”，都是晚近才创造的意识形态话语，和历史真相以及人在特定条件下的选择，并不真的那么相关。 |
| 说法其实并不严谨:无论“封闭”还是“开放”，都是晚近才创造的意识形态话语，和历史真相以及人在特定条件下的选择，并不真的那么相关。 |
|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礼仪之争”本是天主教世界争夺、倾轧的工具，在表面的神学论争背后，是耶稣会内部、耶稣会与其他教团以及天主教国家间复杂的政治利益纠葛。 |
| 平心而论，清帝对天主教表现出难得的开放和宽容，所虑者无非是它会不会堕入邪教旁门、惑众生事。须知清帝是身兼数种宗教礼法的最高权威：满人的萨满、蒙藏的佛教，以及中原儒道，都是帝国极为重要的政教支柱。天主教极端排斥佛道和民间信仰，却尚能见容于崇奉萨满和藏传佛教的清帝，一部分归功于利玛窦及其追随者的合儒策略，更多则体现统治者的包容心胸。前文曾说，清代天下的多元性，前提是多元之间不互相排斥，且能够统一在对“天命”的崇奉之下。而礼仪之争中的教廷，恰视儒家根本为异端，并否认东亚世界中“天”的合法性，等于对东亚的多元文化全部釜底抽薪。 |
| 此时，外来的基督教(包含天主教和新教)以一种抵抗性姿态，在独立运动和民族意识塑造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很多反日独立人士，都深具基督教背景。基督教与韩国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紧紧相扣，也在后来的民主化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1784年北堂相遇两百多年后，韩国不但成为东亚世界最为基督教化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热衷传教的国家。 |
| 支仓在欧洲待了两年，1617年启程，经由西班牙和墨西哥回国。等他到岸时，已经是1620年。此时的日本和七年前他离开时大不一样了。就在他动身的第二年，幕府明令禁教，和西班牙的贸易关系也因此受到影响，直至后来彻底断绝。由于时势变换，支仓没能成为改变日本的人物，但他的出使毕竟让欧洲面对面了解了日本，也充分体现了近世日本对世界抱持的进取态度。 |
| 支仓常长和樊守义，二人处身的时代，恰是天主教在两国命运逆转之时。从他们身上，很难看出东亚对外部世界的闭塞和排斥，反倒更多是主动沟通的努力。尽管如此，经由禁教而带来的交流中断，在19世纪以来的主流叙述中，仍然不断地被描述成东亚国家单方面“闭关锁国”。这种修辞究竟如何而来? |
| 日本当然未曾“锁国”。断绝与特定国家的关系，是面对安全威胁时的惩罚手段。说日本“锁国”，无法解释幕府对海外情报的强烈关注、对海外贸易的持续热衷，以及后来被称为“兰学”的西学兴起。但是，大概只有把“锁国”神话化，认定东亚世界以前是封闭的，才能够反衬出后来英美强行“打开”东亚的起点意义吧?东亚的历史，便以“锁国”“开国”为基本逻辑，成了欧美主导的“现代”论述的附属部分。 |
| 可以反问的是:如果反对天主教就意味着自我封闭，那么历史上到底谁对异文化更缺乏容忍？执行禁教的雍正皇帝，面对传教士的恳求，曾反诘道：“如果朕派一队和尚喇嘛到你们国家传播他们的教义，你们该怎么说呢？你们如何接待他们呢？”20世纪英国史学家赫德逊(Geoffrey F. Hudson)在《欧洲与中国》(Europe & China)中有一段评语，恰构成对两百年前雍正此问的回答(下引为李申等所译中文版) |
| 传教士们在17世纪最终获得有限的容忍，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中国比当时天主教的欧洲在宗教问题上更为自由；当时的西班牙、意大利或欧洲任何其他地区肯定都不会允许非基督教的传教会的。当远东的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为他们的传教寻求容忍时，阿尔瓦却奋力血洗荷兰的新教徒，对异端的火刑在焚烧着由罗马教廷“移交给”世俗人手中的受害者。1692年法国耶稣会士得到康熙皇帝圣旨允许信仰基督教的自由，而只不过在此之前的几年，法国新教胡格诺派却遭到龙骑兵的残酷迫害而被驱逐出法国。一直到了19世纪，天主教会从未停止宣称天主教国家的世俗当局的责任就是要在它们的领土之内破除异端。因此，天主教传教士根据什么原则要求对他们容忍是很不清楚的，但从他们的著述中看来，他们认为任何阻碍他们改宗的企图都是恶意的侵犯。 |
| 历史从来不只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对过去的一种主观描述。兴起于现代的“锁国”论述，以欧洲条约体系的到来作为分水岭，把东亚历史按照“从封闭到 开放”的逻辑拦腰切断。这套话语是殖民主义“文明”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两大支柱:一个是精神和信仰的“自由”—其本质是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另 一个是贸易和市场的“自由”。 |
| 就像不提早期基督教在日本的恩怨、只用“锁国”来指责日本拒绝西洋文化一样，“闭关”也无视历史的长期性和变化性，用一个极简的概念来塑造中国和世界的对立。 |
| 跨区域的商品交换和人员流动并不是什么现代现象:在欧亚大陆内部及印度洋地区，中国、日本、中亚、南亚、阿拉伯地区的商人早就开辟并主导了庞大的跨区域贸易网络。随着对美洲和非洲的拓殖，欧洲人建立起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贸易通途，使得人货往来在范围、途径和量级上大大提高。而欧洲殖民者来到东方海域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借助了早已存在的跨印度洋-太平洋贸易网。 |
| 按照一般说法，起因于殖民地人民不满英国在不给予政治权力的情况下征税(所谓“无代表则不缴税”)。不过，实际背景则复杂得多，涉及好几重矛盾:首先，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欧洲的茶叶贸易中，受到本国税收、走私泛滥和对手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冲击，导致大量积压;其次，为缓解东印度公司压力，英国国会重新对公司进口的茶叶全额退税，还首次允许它面向北美殖民地直接倾销;第三，伦敦在殖民地保留征收小额茶税，引起当地人不满(但其实由于少了中间商的环节，茶叶价格不会提高，反而会降低);第四，北美茶叶原以走私为大宗，东印度公司有了退税、直销的政策优势，必将以低价形成垄断，直接动了走私商和分销商的奶酪。而北美十三个殖民地许多大商人都靠走私起家:茶党运动的领导者之一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就是波士顿著名的走私商，他也是后来美国《独立宣言》的第一位签署人。 |
| 虽价值不菲，这批茶叶其实已是陈年老货。它们在两三年前就被采摘、焙制，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广州，又漂洋过海几个月抵达伦敦，在库房里积压经年，终于在1773年10月运到波士顿。福建和安徽的茶农在1770或1771年摘下的这些普通的叶片，几年后竟在世界另一端，掀起革命的狂澜。 |
| 茶叶和随大航海时代流行的另一种饮料—原产于北非的咖啡—有一点不同。欧洲人为打破阿拉伯世界对咖啡的垄断，在东南亚和南美试种咖啡苗，很快成功。但在中国以外试种茶叶的努力直到19世纪中才在印度成功。所以长期以来，中国牢牢垄断这一全球商品的生产和初售环节，茶叶亦成为中国联结起世界贸易网络的重要方式之一。 |
| 16世纪开始的欧亚、美洲和非洲间物产大流动，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原产于美洲的土豆、玉米、番薯、辣椒、花生等，在 明朝中后期通过欧洲人传到东亚。这些作物的逐渐普及，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本地区的人口增长，使本来有限的耕地养活了更多劳动力，而且大大丰富了东亚人的食谱和味觉。今天的中国人大概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红薯、花生和辣椒的世界了吧? |
| 茶叶和这些食物不同。茶是经济作物，饮茶是一种休闲方式，直接跟消费者的社会属性、阶级属性挂钩。茶从开始的贵族饮品，到后来逐渐服务于新兴资 产阶级和市民，并且带动瓷器乃至“中国风”的流行，它所带来的冲击更多是文化性、社会性和政治性的。茶叶在欧美的传播，也伴随着对它的批评。早期一些医生试图从病理学角度证明茶叶有害，其背景则是欧洲知识分子担心这种高价、“无用”的饮品造成道德败坏，国帑靡费。 |
|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禁海与开海，体现的是国家与海商集团间力量博弈的此消彼长。背后的逻辑，与其说是拒绝海洋贸易，毋宁说是争夺海洋贸易的控制权。国家与商人之间并不总是对立的，海商集团是典型的跨国行为体，凡成功者，无不与周边的国家及非国家政权保持微妙复杂的联系。海禁时代的东亚海域，不但毫不萧条死寂，反而是热闹非凡的历史演剧场。 |
| 郑成功的故事在东亚一带广为传颂，但若从国家视角出发，对郑成功的理解则大异其趣。日本人赞颂他，正如《国性爷合战》所表现的，在于他大义忠君、坚守中华正绪，或许也因为他有一半日本血统。近代中国的抗争史观，则着重于他赶走在台湾的荷兰殖民者的事迹，强调他是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败退台湾后的国民党政权，表彰他效忠前朝，矢志恢复中原。而所谓“台独”史观，则将治台二十年的郑氏政权视为“事实独立的政权”。参差交错的历史阐释背后，当然都是当代意识形态的纠结不清。 |
| 当时东亚海域移民频繁，平户、马尼拉、台湾、越南等处都有华人移民社会，日本人移民也遍及南洋诸岛及中南半岛。这些跨国活动与官方朝贡贸易一起，成为东亚海上贸易最重要的网络。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为白银、丝绸、香料、枪支及茶叶的贸易利润所吸引，也先后加入进来，使得东亚海域成为多方合作、角力的场所，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由于明朝禁海，华商将基地移往日本、南洋等处。李旦与日本当局关系良好，获得特许海外贸易的朱印状，成为海商领袖，平户也成了中国海商活动的中心。这就是郑芝龙来到日本的背景。 |
| 第一，是否禁海，与边疆安全极为相关。若海氛不靖，则理应限制海上往来；第二，海洋贸易关涉国计民生，而且私商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在边患消除的情况下，应尽快还利于民。 |
| 说到这里，有几个容易误读的地方需要澄清。首先，康熙设立江、浙、闽、粤四个海关，并不等于对外通商口岸只有四个。清代税关除海关之外还有河关和路关，所谓“四口通商”仅是针对海上贸易，并不代表全部对外通商。四大海关又只是四省之内大大小小所有海关关口的总称，每个总关下面，都另有十几到几十个口岸。所以西洋贸易的口岸绝不止四个，只是所有口岸的征税等事宜统归四大海关管理。 |
| 也是最常见的误读，就是认为乾隆1757年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体现清朝彻底闭关。所谓“一口通商”，并非裁撤其他三个海关、只留广州一处，而是把江、浙、闽三关的西洋业务，全部划归粤海关。本国进出口船只，仍可出入江、浙、闽。 |
| 亚当斯当然是以礼仪为借口，将殖民侵略合理化。即使我们顺着这种“文明人教训野蛮人”的逻辑，认定英国只是按照主权国家的新观念，要求中国承认其平等地位，那么也可以追问:英国全球殖民，从未以平等原则对待弱小，又凭什么要求中国实践主权平等呢?鸦片战争后，英国把“平等”的外交礼仪输入中国，是为了建立“平等”的对华关系吗? |
| 更重要的是，这段话断章取义，扭曲原文。此话的语境，是特指马戛尔尼带来的礼物，而非早已持续多年的中英间贸易:“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但是只有把个别语句抽离、置换，中国皇帝才能够成为取乐的对象。这句话便同“磕头”一起，成为野蛮“东方”活该挨打的证据。把它和鸦片战争联系起来，殖民侵略看上去不但不那么难以接受，而且简直是带来文明曙光的义举了。 |
| 一般认为，东亚的“现代”历程，在国家形态上，是由帝国转变到“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上，是由“朝贡体系”转为“条约体系”。照此看来，所谓的现代化，就是东亚以欧洲国家和国际关系为模板，把传统的中国中心主义的等级结构，改造成主权国家的平等结构;中国由一个世界国家(a world country)变 成了世界之一国(one country in the world)。 |
| 这种认知正日益受到质疑。首先，帝国与民族国家、朝贡与条约，并不是对立的概念。不要说主导19世纪至20世纪初全球秩序的英国，本身就不是民族国家，就是直至二战结束前，世界上都没有几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同样，细读历史就可知，所谓朝贡体制和条约体制，在实践中常有相互容纳甚至确认， |
| 人们多用“现代化”描述这个过程，这里的“现代”指向欧洲工业文明和政教制度。但是这个描述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作为“现代”之外的东亚，拥抱这个“必然的 ”时间性趋势，将自身“化”于其中，还是说把“现代”这种异质因素，调和进自身的历史脉络中，从而“化”之了呢?长期以来的主导意见，采取的是前一种解释。那么当时的精英群体是否也这样理解? |
| 不光是日本，在晚清和朝鲜，开化派人士也不约而同地强调，在学习西方时要以守护“自我”为目的。三国将“东”“西”对举:日本呼吁“和魂洋才”，清朝提倡 “中体西用”，朝鲜强调“东道西器”。各国的知识人对“文明开化”的取径自有差异，但总的来说，都大致落实在体用、他我的辩证关系中。这与我们通常理解 的“现代化=学习西方”相去甚远。 |
| 但另一方面，东亚世界观的确有了重大变化。“体”“用”的辩证，表面上是调和差异，背后则无形中强化了自我和他者的区别。过去的华夷之辨，体现的是 “天下”体系内部的相对性差异，是一体中的多元。而“东”“西”之别却不同，它是把原来那个包含华夷的一体，视作二元对立中的一极。西洋是新的他者(“夷 ”)。因为区域权力结构的崩坏，西洋不再是天下传统的一部分，而是它的对面(“洋”)。由一体多元变为二元对立，这是对世界格局的新想象。 |
| 东亚的自我身份就在“体”“用”、“东”“西”的对立中逐渐塑成。原有的知识体系、政教制度和价值系统，都不得不在这种“东”“西”(或者“国”“洋”)的二元结构中 重新定位。比如梁启超说的中国人“不知有国”，这在天下结构中本不成为问题，但在东西二元结构中就成了问题。很多似是而非的论断，如“东洋道德西洋 艺”“西画写实国画写意”或者“西医重实验中医重经验”等等，逐渐成了流行的认知方式。 |
| 其次，二元的认知方式也造成不少国人眼里的“世界”，就只有欧美和中国，似乎世界上也只有东西两个文明体。20世纪反殖高潮退去后，我们的日常语汇中，“国外”“海外”往往指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不自觉地忽视了同属非西方世界的南亚、中亚、东南亚、中东、非洲和拉美。 |
| “民族”一词，直接来自日本人对nation的汉译，本来它兼有政治意义上的“国民”，和语言、文化、血缘意义上的“族群”之意。 |
| 几件事彼此相关，逐渐发酵，令1919成为东亚转折之年。东亚几个社会都希望借大战重创欧洲、世界秩序重组之际，重新划定与“国际”的关系，但在不同程度上都遭遇失败。之后，东亚内化了这一挫折，将它转换成革旧辟新、自我救助的动力。 |
| 种族平等虽与威尔逊十四点原则相符，但讽刺的是，美国本身就在执行种族隔离政策。威尔逊担心此条款在国会遭到南方州民主党议员的抵制，使美国无法加入国联，遂以该提案干涉内政为由反对。 |
| 4月11日，国联委员会表决日本提案，17位代表中的11位(包括法国、意大利、巴西、中国等国)投票赞成，英美等阻挠。威尔逊作为会议主席，以事关重大必须一致通过为由，强行否决了提案。于是，日本转而在山东问题上施压威尔逊，并以退出会议相威胁。11天后，威尔逊、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约见陆徵祥和顾维钧，通知他们:最高会议大体同意日本的要求。 |
| 种族差序是殖民主义时代国际法的一个理论基础，不论日本当时的实际动机为何，这都算是釜底抽薪。某种程度上，日本开了“人权外交”的先河。但那时欧洲殖民帝国最反对提人权，即使是理想主义笼罩下的威尔逊的美国，也不敢接招。日本精英对欧美主导的国际体系再次大失所望。此后，因为战略利益的变化，日本和英美渐行渐远。最终，日本以保护黄种人为道义借口，发动了“大东亚圣战”。 |
| 韩国方面，启蒙知识分子倡导用谚文(15世纪创制的表音文字)取代汉文写作。史学家申采浩等痛批“事大主义”史观遮蔽了韩民族的主体性，力图把韩国历史从儒家叙述传统中分离出来。韩国史不再是“中华”史的一个区域分支，而是以扶余—高丽人种为中心的族裔斗争史。民族主义者在现实中抵抗日本，在历史文化构建中则以“中国”为抽象的敌人。申采浩同时寄希望于塑造新国民，要他们学习白种人，发挥政治能力。 |
| 乍一看，日本的大东亚论述，以反现代的面目出现。可其根深蒂固的逻辑，仍然是殖民现代性带来的。所谓“兴亚”，正是“脱亚”的另一面向。它一方面反对欧美以种族主义、文明开化论为主基调的历史观，另一方面却以标榜日本(或者东亚)的种族优越、文明独特来对抗这种历史观。它一方面强调抵制欧美帝国、资本与殖民势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却以“共荣”为名，大肆在中国、朝鲜和东南亚扩张自己的帝国、殖民和资本。也就是说，他们在用与“近代”完全一致的逻辑，完成“超克近代”的宏业。 |
| 在社会革命背景下，种族/民族没有成为中国政治的唯一单元。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路径上展开的，它强调在反帝反殖阵营中的人民联合。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工作，其目标也不是强化族群界限，而是以赋予各族平等政治权利为手段，最终实现消弭差别。在 这个意义上，中国在抗战以来的国族建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日本作为他者，但又与日本试图以“西方”为镜像的逻辑不同。其内含的革命性，有着超 越狭隘民族/种族主义的特征。在今天看来，这一历史经验，至少提供了一种思索超克殖民现代的可能。 |
| 让我们来关注另一个细节:9月2日密苏里号上的受降仪式，在盟军代表团身后的舷仓上，用镜框挂着一面美国国旗。请仔细看:那面国旗是反挂的，而且星条数量较少。这是麦克阿瑟的有意安排。这面国旗是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以炮舰入侵、迫日本“开国”时使用过的。因为旗的正面褪色严重，所以反挂。麦克阿瑟用这个姿态提醒着前来签字的日本代表:请记住我们曾经来过，是我们把贵国国门打开的。现在，我们又来了。 |
| 你死我活”，只有这个词可以形容太平洋战场的残酷。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道尔(John Dower)发现，二战动员中，美国对待德国人和日本人的态度迥然不同。在区别“好德国人”和“纳粹”的同时，美国兵常说“好的小日本就是死的小日本”。他在《毫无怜悯的战争》(War without Mercy)一书中认为，这来自于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对东方人种的刻板偏见。宣战后，美国将国内十一万日裔美国人遣送集中营。战争宣传中铺天盖地的种族话语、对日本人不加区分的妖魔化，体现了当时多数美国人对这场冲突的认知。 |
| “文明教化”的逻辑，更无法解释:为什么要投下原子弹，为什么要第二颗，为什么是长崎?杜鲁门(Harry S. Truman)的官方说法—尽快结束战争、减少 五十万到一百万的美军伤亡—是站不住脚的。美国历史学家以详尽的材料证明，刚继任总统的杜鲁门并没有在这项决策中发挥多大作用，他很晚才得悉原子弹研制计划。起决定作用的，是他仰赖的政治盟友、国务卿伯恩斯(James Byrnes)。日本在1945年夏已穷途末路，使用原子弹绝非结束战争的必要方式:苏联已承诺8月15日出兵，而美国从截获的情报中清楚地知道，一旦苏联宣战，日本就会投降。伯恩斯不顾执行研究计划的科学家的反对，执意把刚刚实验成功的核弹投入使用。这位信奉种族隔离政策的南方政客的考量，是要赶在战争结束前，展示原子弹的威力，在心理上击垮日本的同时，在战略上震慑苏联。也因此，从一开始，原子弹要打击的就不是军事目标，而是开阔平敞、易于观测、未被轰炸过的城市。核攻击的命令，甚至在对日最后通牒《波茨坦公告》发表前一天就已经下达了。 |
| 这场战争最根本的殖民性，被密苏里号上的国旗掩盖了。它成了一场普通的国家间对抗，只不过更为残酷罢了。人类历史上仅有的原子弹轰炸，以及最具破坏性的非核轰炸—东京轰炸，被理解为对日本偷袭珍珠港、屠杀邻国百姓的正当报复，而不是和南京大屠杀一样的反人类罪行。这样一来，这场战争就被常规化了。从日本角度看，既然日本承受了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对平民的虐杀，那么自己在他国的罪行就算是得到了惩罚。日本不过是战败了，而且是它受到了更大的伤害。在道义和伦理上，日本没有比美国更多的责任。 |
| 不要忘了，国际法本身就是殖民产物，四十年前它否定了韩国的主权，把欧美的殖民合法化，更没有阻止日本践踏亚洲。东京审判的十一名法官只有三人来自亚洲，其中又只有中国和菲律宾的法官来自受害国，剩下一位印度法官帕尔(Radhabinod Pal)，出于批判英国殖民印度的立场，对打着反殖旗号的日本采取了无限同情的态度。由这样的一个机构，来清算日本在亚洲的战争罪责，其虚弱、无力和不彻底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日本右翼正是利用了这种虚弱性，试图全盘否定东京审判，狡辩其为“胜者的审判”。 |
| 而以对细节、数字和技术的穷究细考，来回避对战争性质和政治意义的道义拷问，这不正是右翼最擅长的么? |
| 对纳粹的否定，不是在纽伦堡审判中完成的，而是在德国人不断的伦理、历史、文化、哲学拷问中完成的。对于日本的罪责，不是所有学者都能像反省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样，从现代性危机，而不仅仅是发动战争的角度，来深刻反思它的起源。他们忽略了日本走向战争最深层的思维悖论:日本没有抛弃现代 ，而恰是以一种挣扎的姿态，试图“超克”现代。无法从这一点批判，就无法阻止右翼把战争浪漫化的冲动。 |
| 谁丢失中国”与将日本“拉回文明”的思维是一致的，其前提即中国和日本都应该是(殖民现代)“文明”的一分子，只不过lost(“丢失”或者“迷失”)了。可是 ，正如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言:“只有你曾经拥有过这个东西，才可能谈什么丢失”。“丢失论”与其说是检讨，不如说延续了18世纪以来欧洲思 想界对东方的偏见。美国把太平洋战争仅看作是自由世界战胜法西斯主义，却并未认识到，对中国人来说，这是百年抗争的胜利 |
| 负责划分工作的迪恩·腊斯克(Dean Rusk)后来回忆说，他和查尔斯·邦尼斯蒂尔(Charles Bonesteel)在14日深夜接到任务，当时手上只有《国家地理》杂志上的一张地图。找不出半岛上有什么天然界限，他们便随手把汉城以北的38度线拿出来作为分割方案。16日，在接到美军提交的受降方案后仅一天，苏联就批准了提议。一般认为，苏联之所以在攻势正猛的情况下同意勒马三八线，是想换取美国同意由苏联接管北海道。但共占日本的提议当时并未行诸文字，后被美国拒绝。 |
| 就这样，三八线这条临时划定的受降分界线，在战后四五年里，成了聚合朝鲜两种敌对力量的政治分水岭。北方由曾在满洲从事武装抗日的民族主义者领导，南方则充斥了曾参与绞杀他们的前日帝鹰犬。两边都认定只能以军事手段统一全国。在朝鲜半岛，殖民和反殖民的斗争没有随着日本投降而结束，反而随着分治而内化、激化。这种对立必然走向内战，至于是谁开第一枪，根本不是评判是非的关键。 |
|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直到90年代初，美国在韩国部署核武，朝鲜人在核阴影下生活了三十多年。我们当然应该反对今天朝鲜的核试验，但正如卡明斯所说，这个国家的行为并非毫无理性、不可理解。世界上很少有地方像朝鲜半岛那样，被一层叠一层早该解决却并未解决的历史问题纠结缠绕，同时展示着殖民、冷战、后冷战三个时代遗留的困境。直到今天，这场“被遗忘的战争”仍然被“遗忘”，甚至不仅仅是被美国人遗忘。 |
| 中国同时被美苏围堵，恰恰使自己不依附任何一极。中国把反霸反殖当作历史使命，积极推动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做出拒斥冷战格局的另类选择。从20世纪50年代，中国就提出并贯彻着“和平共处”的新国际关系准则，到1974年毛泽东完成了“第三世界”论述，这些原则和理念到今天已经被广为接受。这段所谓“孤立”时代，恰恰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话语实力(或者说“软实力”)最强的时代。 |
|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是普遍性的，但提出它的背景，却一点儿也不抽象。它所针对的最紧迫挑战，是新独立的国家之间，如何处理殖民主义遗产，特别是殖民者为自身利益，人为划定的边界问题。 |
| 当然，我们也不应回避，作为反殖概念的“亚洲”，在实践过程中遇到重重困境，新兴力量最终没能实现它所期待的愿景。其中一个原因是冷战。霸权国家的竞争，一方面迫使不少国家屈从于现实政治压力，另一方面把争夺输入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导致政权颠覆甚至内战。1965年，印度尼西亚发生军事政变，苏哈托推翻了亲左翼的苏加诺政权，在美国介入下，建立独裁的军政府，血洗印尼共产党及无辜华人。印尼由第三世界独立的倡导者，变为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一环。而冷战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结束后，不结盟运动也因为失去了主要着力点而渐入低潮。随着新一轮全球化带来的资源、财富重组，世界权力格局更为复杂。发达与欠发达同时出现在第三世界，甚至同时出现在一个国家内部。 |
| 但更为关键的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反殖民运动，其本身就存在难以克服的逻辑悖论:因为民族主义恰恰是从殖民主义中衍生出来的，许多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本身就是殖民产物。民族国家赖以存在的诸多机制，比如边界、国籍、族裔身份等等，是随着殖民现代性的到来才到来的。不要说非洲、东南亚许多社群在被殖民者占领之前并不存在欧洲意义上的国家形态，就是印度，在被英国强行整合之前，也只是一个松散的区域概念而非严格的主权国家概念。亚洲、非洲的反殖民诉求，强化了各自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带来国家、族群边界的固化和绝对化。“界而治之”，本是宗主国控制殖民地的手段，但当反殖民的民族主义也依照这套边界想象自身，则必然令新独立国家在处理内部族裔关系，以及相互间关系时十分麻烦。这也是为什么，二战后层出不穷的边界、族群争端，几乎都和殖民主义历史有着扯不断的关系。 |
| 中印之间的领土纠纷，实际是英国殖民者统治印度次大陆、染指西藏、觊觎中国内亚边疆的产物。但当这些殖民时代的遗留问题被新独立的民族国家继承，就演化成了在民族主义旗号包裹下的国家利益冲突。 |
|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日又把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地纳入到这一体系中来。1965年，韩日建交，日本很快向韩国提供五亿美元援助，帮助朴正熙政府走出经济困境。和朝鲜战争对日本经济的意义类似，美国卷入的越南战争，也成为韩国经济腾飞的起点。越战中，韩国不但派出了总数仅次于美国的作战部队，而且也得到美国支付的总计超过十亿美元的特需费。韩国企业趁机纷纷进军越南，从越南流回韩国的资金，极大地刺激了国内经济建设，成为“汉江奇迹”的重要催化剂。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从1964年的103美元，一跃而至1974年的541美元。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韩国经济开始超过朝鲜。 |
| 陷入泡沫化的日本经济从此再未能恢复元气，步入一个接一个的“失去的十年”。不存在完整的政治主权，何来的底气说不呢? |
| 全球化时代，国家间日益相互依存，区域整合也在以不同的方式深化。而在东亚，尽管目前除朝鲜外的各个经济体都是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且体量已超过北美和欧洲，但区域合作却异常艰难。这其中有外部因素:美国一直试图以“亚太”概念消解“东亚”作为政治区域的有效性;但同样重要的是内部因素。还不要说频繁引爆公众舆论的领土争端(钓鱼岛、独岛、南千岛群岛、东海和南海......)，东亚的每个国家之间、每个政治体之间，甚至一国之内的不同社会之间，都存在矛盾重重的历史记忆。历史问题成为东亚合作最难以克服的障碍。 |
| 因此，仅批判日本逃避战争罪责是不够的，把东亚矛盾简单归结为民族主义也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看到，对区域历史认知的模糊，从东亚受到殖民现代冲 击之初就已开始。日本的脱亚，和东亚自认“封闭落后”“闭关锁国”的逻辑高度一致。 |
| 困扰今天东亚的历史认知问题，归根结底不是对于某一场战争、某一个(群)人、某一件事的责任认定，而是我们对于现代性观念的认定。从19世纪后期开始，东亚逐渐接受了一种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单向流动的、发展主义时间观:历史是不断走向“进步”的过程;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未来要比过去更“先进”;我们挨打的原因在于“落后”，而落后的原因在于“封闭保守”。这套逻辑要求我们永远站在“文明的胜利者”角度，否定“蒙昧的野蛮人”。只是，谁代 表文明和胜利，谁代表蒙昧和失败?如果只能以力量、财富、技术作为评判标准—所谓富国强兵—那么这种“文明”里还有没有道义、公平和正义的位置 ?如果一个有机的社群，在力量、财富和技术上处于弱势，是否意味着这个社群在种族上是低劣的、在文明层次上是低等的?当他们遭到侵犯和凌辱，我 们是应该指责侵略者不义，还是被侵略者不够“先进”? |
| 中国人的历史观、发展观和世界观，会在人类社会产生指标性意义。正是在这个历史节点，我们需要反思:发展主义的现代化史观，会怎样塑造人类社会的未来?我们也需要重新探索中国及东亚走向现代的路径，认识到它如何和其他区域一起，共同缔造了全球化，又如何对不公不义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坚决抵抗。 |
| 如果我们可以从东亚视角提供认识历史的另类线索，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从南亚、中亚、中东、非洲、拉美，或者从跨区域的视角来提供解读。只有在这种多元碰撞下，才能形成比较完整的人类记忆的网络。而借助发现另外的可能，我们或可对未来有更多的期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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